《棚内棚外》

原标题：《棚内棚外》

本书从一个“译二代”的视角，以自己真实的经历为基础，生动描述了众多观众耳熟能详的配音大家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以“全息”的方式揭开当年“内参片”译制工作的神秘面纱，让读者立体化、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电影配音工作幕后的故事，力求真实记录、还原这段中国电影史上的辉煌篇章。

那时的内参片译制工作总是搞得神秘兮兮的

据当年还是上影演员的孙渝烽回忆，当时他在奉贤文化干校管着陈述、李纬等一干“牛鬼蛇神”劳动时发现同厂的演员康泰、高博、仲星火等人突然被神秘地调回了市区，当时干校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而他们自己也是三缄其口，反正就说是有工作，大家也不敢打听。直到有一天工宣队通知他：“孙渝烽，你整理一下，明天回上海。”他问：“干吗？”工宣队回答说：“你去译制厂，他们现在搞片子需要人，你就到那儿报到。”

第二天，孙渝烽就跟着上影厂演员唐学芳一起来到市区万航渡路的上译厂向陈叙一和时任上译厂党支部书记许金邦报到。陈叙一和许金邦对他们说：“你们来啦，挺好，先熟悉一下，马上进入工作。”当时编制还在上影厂的孙渝烽模模糊糊有个感觉，觉得他们三个人应该是要被调到上译厂工作了，而这次回来一方面是参加译制工作，另一方面好像也是一次试用，看他们行不行。对孙渝烽来说，能离开干校到上译厂工作就意味着他每天能回家，能天天见到两个孩子，而这就令他十分高兴了。

孙渝烽等三人报到后，许金邦就带着他们在厂里到处转了一圈。孙渝烽还记得他走进演员休息室后第一眼就看到毕克坐在那儿。当时他就跟包括毕克在内的所有在场的同事点头握手，毕克看了他一眼，问：“你原来在哪儿?”孙渝烽回答：“我是上影演员剧团的，之前在干校。”毕克听了点点头，两人就算认识了。孙渝烽对这些配音演员的名字原来就很熟悉，就是以前没见过面。他对上译厂的第一印象是：里面的小楼梯上上下下曲里拐弯，办公室都很小，录音棚就是在楼顶阳台上面搭的，很简陋。但当他一想到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面诞生了这么多外国译制片时，他的仰慕之情就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了。

孙渝烽报到后没两天任务就来了，他开始跟着陈叙一参加英国影片《简·爱》的译制工作。在正式工作前，老厂长还问了他一句：“你跟着我有问题吗？”孙渝烽回答：“没问题，干什么都行。”陈叙一说声“好”，就让孙渝烽跟着他开始搞本子了。就这样，孙渝烽边学配音边学导演，从搞本子到初对、复对，全程参与，一口气跟着陈叙一搞了十几部片子，为他以后的译制导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的内参片译制工作总是搞得神秘兮兮的。上译厂万航渡路大楼阳台通上面录音棚的小楼梯上还挂着一块“非工作人员请勿上楼”的牌子，所有参与配内参片的上译厂和上影厂的演员都是在被安排配某部戏时才知道那部戏的内容，没戏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进棚，也不能打听，任何人回家都不可以透露任何有关内参片的事情给家人朋友听，更不可以把剧本拿回家，而每次内参片译制完成后厂里只留一本剧本存档，其他的立即上交并销毁。

1971年，北京发下了一部长达三小时的影片《罗马之战》给上译厂，还要求十天内完成整部影片的译制工作。由于剧本不许拿回家，演员又需要时间准备台词，厂里就在厂区大楼里临时准备了男女宿舍各一间，让所有参与内参片的演职员带好毛巾、牙刷、替换衣服住在厂里，大家要么打地铺，要么就睡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双层床上。苏秀记得那年市场上桃子特别多，大家就一脸盆一脸盆地买回来吃。在那十天里，大家除了录音、吃饭、睡觉，其他什么事都不干。

在集中大批精兵强将搞内参片的时候，为防止译制片的演职员受资本主义电影“流毒”的影响，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驻扎在上译厂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针对每一部内参片都要组织参与工作的相关演职员搞大批判，大家“边吸毒边消毒”。而大批判需要有人牵头组织，这时他们想到了曾在奉贤干校组织过“大批判”的孙渝烽，于是他就成了厂里的“大批判负责人”。每次完成译制工作后，孙渝烽就要组织所有参与该片的同事对他们所配的影片进行批判，人人发言，个个过关，口诛笔伐，人仰马翻，且每部影片的翻译、导演、主要演员还要进行重点发言。当时每当安排好一部戏的演职员名单后，孙渝烽就得忙不迭地打听是谁配主角，然后就跟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准备后面的批判发言。后来由于来的片子太多了，最忙的时候厂里要同时配好几部戏，孙渝烽就请示工宣队和军宣队：“是否可以二三部戏合并一起批判？”对方回答说：“可以。”于是后来就一直这么做了。